新業(yè)態(tài)不可染舊習,兩個輪子上的中國卻無處安放
學習器物,再造制度,喚醒國民意志,華夏兒女還要沿著中華民族復興的路徑繼續(xù)探尋下去。
今天,從潘德明隱居的永康路37弄的簡陋小屋往東北出發(fā),經(jīng)延安高架、外灘隧道,穿越整個上海市區(qū),會來到曾經(jīng)滬市東北郊的唐山路。在這里,中國和自行車的故事將翻開新的篇章。
伴隨日占區(qū)在中國的擴大,商人小島和三郎先后在沈陽、天津、上海開立昌和制作所。其位于上海東北角唐山路的工廠是這座城市的第一座自行車工廠?谷諔(zhàn)爭勝利,國民政府接管昌和制作所。
戰(zhàn)后恢復、經(jīng)濟建設、國家重回正軌,眼看就在眼前。
1947年,由于蘇聯(lián)在東亞的勢力不斷擴張,美國對日政策由限制轉為扶持。其中,“駐日占領軍最高司令部”(SCAP)宣布有限制地開放日本對外私人貿易。
突如其來的轉變,令南京國民政府頗為尷尬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起初表示反對,認為中國和日本是戰(zhàn)勝國和戰(zhàn)敗國的關系,重開日本對外貿易,應該和戰(zhàn)爭賠償?shù)葐栴}聯(lián)系起來。不過,由于對美國的援助依賴過深,在全面政治考量過后,南京政府妥協(xié),轉而派遣商務考察團赴日商談貿易事項。
消息一出,日本可謂舉國歡慶。日本政府迅速擬就當年度最后四個半月的貿易計劃,其準備輸華者,包括自行車、手表、攝影機、人造絲等工業(yè)制成品,而預定從中國進口的,主要是糖、鹽、大豆、煤等原材料。前者是中國長期落后、正欲發(fā)力的工業(yè)領域,后者是中國戰(zhàn)后重建同樣緊缺的物資。
形成鮮明對比,消息傳回國內,中國社會各界震動,尤以經(jīng)濟中心上海震動最為強烈!渡陥蟆6月11日發(fā)表社論《豈可再鼓勵日本》,提出,在對日和會尚未召開,對日索賠問題未解決前,開放日本對外貿易,言之過早。此時,抗日戰(zhàn)爭結束未及兩年,中國工商業(yè)界普遍認為,八年浴血抗戰(zhàn),為的就是反對“工業(yè)日本、農業(yè)中國”這八個大字,如果這樣的中日貿易態(tài)勢成型,那八年的血不是白流了嗎?
屈辱、不滿和忿恨的焦點對準了2000輛自行車。
8月1日,不顧國內激烈反對,南京國民政府開放對日貿易,中央信托局以物物交換的方式換來日本自行車2000輛余輛,運抵上海。
在“群情驚駭,不遑寧處”之中,上海腳踏車工業(yè)同業(yè)公會宣告成立,向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、經(jīng)濟部、經(jīng)濟部國際貿易公司請愿抵制日本自行車。在其慷慨陳詞中提到:國產腳踏車及車行之制造遠在一二八之役之前,銷行全國,遠達南洋,出品和售價,堪與日貨相抗衡,因遭日商嫉妒,賤價傾軋,未能盡量進展,抗戰(zhàn)時期,艱苦掙扎。八年努力,所有腳踏車,一切主要車件,次第完備,質量方面,均獲相當成就,已足供應需求。還說,萌芽之中之民族輕工業(yè),正有賴于政府全力誘掖,于國際市場爭取一席地……事關本業(yè)之生存,與數(shù)萬工友生計。
最終,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,南京國民政府取消了此次日貨自行車的輸入,告知全國,絕不會進口日本自行車。消息傳來,各界舉杯相慶。
中國的商業(yè)博弈和利益較量,往往陷入一個誤區(qū)。過分側重博人情感的民族情緒,而對真正重要的貿易事實、商業(yè)常識往往被避而不談。在這里,公會描述民族自行車工業(yè)過往成績的“堪與日貨相抗衡”、“次第完備,質量方面,均獲相當成就”,辭藻煽情,卻言過其實。自行車雖屬輕工業(yè),但是在當時,制造工藝頗為復雜和講究。飛輪和鏈條必須準確且潤滑,鋼圈必須圓準且堅硬,這當中淬火尤須經(jīng)驗,連車架設計的角度也很是專業(yè)和講究。此外,牙齒盤、把手、花古筒等等,無一不需要長久的工業(yè)積累。事實是,中國自行車長時間依賴外國進口,在器械和技術上落后明顯。國產自行車被稱為“鐵道車”和“過橋車”,比喻剛買來的自行車一過鐵道或過一座橋就壞了。
另一方面,無論是價值還是數(shù)量,日本自行車在中國進口自行車中并不占重要地位,大量英國自行車才是中國進口自行車的主要來源。比如潘德明環(huán)游五大洲騎乘的英國蘭瓴牌,就是行銷中國的名牌。
不過,在這場群情激奮的抵制運動中,我們可以看到各界人士,擺脫中華羸弱、振興民族工業(yè)的決心。
小島和三郎的上海昌和制造所被收歸國有后,先后更名為“資源委員會中央機器有限公司上海機器廠第二制造廠”、 “上海機器廠,”,擁有員工180人,年產“扳手”牌自行車3600輛。不過,工業(yè)發(fā)展進程中技術、資金和原料三大制約因素長期得不到解決,加之時局動蕩,物價飛漲,民族自行車工業(yè)整體上呈現(xiàn)出先天不足,后天畸形的態(tài)勢。
解放上海后,工廠由解放軍代表接管,此時距離自行車停產已經(jīng)過去整整一年。新中國生產的自行車叫什么牌子才合適呢?各方陷入熱烈討論。首先確立的是新商標。由于交好蘇聯(lián),新商標是一只北極熊站在地球頂端,熊代表蘇聯(lián),地球即為整個世界,其寓意通俗易懂——共產主義一定要在全球獲取勝利。因此商標起初定名“熊球”牌。
幸得還有頭腦清醒之人討論斟酌再三,取“熊球”諧音“永久”。
天津的昌和制造所,被改造成“飛鴿”,和永久牌南北呼應,連同上海鳳凰,組成國產自行車三大品牌。
1956年,在上海唐山路工廠,我國第一輛自行設計、自行制造的全公制標定型自行車——“永久”28寸PA型男車制成。充滿工業(yè)氣質的“二八大扛”成了一個時代的圖騰。
作為輕工業(yè)的重要代表,新中國自行車產量的增長,是共和國的工業(yè)發(fā)展的寫照。
數(shù)據(jù)來源:徐濤《自行車與近代中國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制圖:衣公子
80年代,從前王榭堂前燕,飛入尋常百姓家,曾經(jīng)的貴族玩具,變成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,騎車人的表情也由得意變成了生活的庸常和疲態(tài)。中國自行車保有量達到5億,平均每2個人一輛,成為自行車王國。
共和國的馬路規(guī)劃,包括立交橋,為自行車出行留出了足夠的車道。上下班時間洶涌的自行車洪流,構成城市的一道壯觀風景。在西方正為擁堵和污染而頭痛的時候,中國無意間成了健康出行的典范。
北京市1983年10月份共發(fā)生交通事故819起,其中一半和自行車有關。從中可見自行車在居民出行中的重要地位。
紀錄片《自行車王國》
永久自行車廠原廠長王元昌回憶,為了保證生產,永久自行車廠沒有禮拜天,停產需要提前報請上海市政府批準。廠前廠后永遠進進出出,遼源西路的后門進原材料,每天完成原材料入庫200噸;唐山路周家嘴路的門出成品,每日產量1萬輛。盡管如此,依舊遠遠不能滿足需求。
三大品牌,在當時的身份非比尋常,稀有而昂貴。盡管生產在增長,但是計劃體制下,憑票供應,一車難求,堪比今天的搖號買車。上海人結婚流行“三轉一響”,永久自行車就是其中分量最重的“兩轉”。城市里的婚禮往往用自行車車隊作為婚車,拉著新娘和嫁妝,而嫁妝是一輛永久自行車。
在農村,更是千金難求一車。改革開放后,通過“統(tǒng)一經(jīng)營、聯(lián)產到勞”的責任制,部分農民富裕起來。湖北應城縣楊小運常年渴望一輛永久自行車,在豐收后,向組織提出,愿向國家交售公糧兩萬斤(征購任務只有8530斤),只要求賣給他一輛永久自行車,應城縣委和縣政府答應了他的要求,并同時做出決定:凡是全年超賣萬斤糧食的農戶,都供應一輛永久自行車。經(jīng)過《人民日報》的轉載報道,永久自行車長廠長王元昌看到了新聞。他感受到時代在召喚,率領工廠代表團,帶上剛剛組裝完成的永久自行車,親赴應城縣。從上海出發(fā),經(jīng)長江溯游而上,進入湖北就能看到歡迎標語——
“盼‘永久’、迎‘永久’,喜領上海工人情;賣萬斤、超萬斤捧出應城農民愛國心”。
原本一年只能分配到3-5輛自行車的縣城,更是全員出動,王元昌到達之時,幼兒園小朋友在路邊搖著鮮花大喊“歡迎永久!歡迎永久!”。為了滿足農民朋友的需要,年度生產計劃一改再改,在增產19萬輛的基礎上,再超產5000輛自行車,作為國家計劃外特供農村的獎售車,以盡“永久人”的職責。
1984年,中國開始興盛“永久村”的榮譽稱號,用來指代家家都有永久車的明星村莊。
不過那既是永久自行車璀璨的巔峰,也是計劃經(jīng)濟最后的挽歌。市場大門已經(jīng)緩緩打開,資源優(yōu)化配置的規(guī)律如陽光般灑下。城市的發(fā)展,出行的升級,百姓口中言必稱之的“永久、飛鴿、鳳凰”,迅速讓位于“捷達、富康、桑塔納”。上海制造的星光從東北郊唐山路的永久,迅速轉移到了上海汽車和德國大眾的合資公司,從此一去不返。
只一眨眼的功夫,自行車由供給不足轉變成供給過剩。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,在完成年產340萬輛的高峰之后,永久步入低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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